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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回家的路.续》  

2016-01-24 02:40: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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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人类应该明白任何科学规律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近似,只是程度不同,所以才会有适用范围的问题。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不存在的。这才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总和的哲学的著名原理__真理的相对性。经济学的理论只是对客观世界的初级近似,是半经验、半定性的、以局地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多为对经济现象的事后总结,很难用于作出予测。即便自然科学理论也是有多项条件的约束,比如牛顿第二定律是较精密科学,是确定性的,但却是有条件的,必须在惯性系内,宏观、低速的条件下。GDP是国内生产总值,其增减的变化,是在经济数据发生之后,真实的统计结果出来才是可知的。即便经济数据发生之后,统计是真实的,统计方法的不同,也会引起结果的差异。因此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人事前予测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减的变化是百分之几,只有崇尚神灵的巫师才会这样做。                   目前,陷入僵局的中国经济政策其实是由于对各派经济学说适用条件缺乏充分认识而生搬硬套造成的。比如,近日这样一则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势头正在变好,今年会比去年好。因为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且数量也是惊人的。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从7%下降至6.5%,直到以后长期保持5%-6%就行了。”首先,厉先生的话具有典型意义,几个洋字码是先验性,因为任何统计数据还没有发生;其次,因果关系的逻辑混乱,如果没有“新的人口红利”经济增速6.5%是保不住的;再次,所谓“新的人口红利”一定是正值吗?新的人口红利无疑是指放开二胎政策,政策本身是不分贫富的,在两极分化严重的形势下,中低收入家庭的二孩数量远远大于富裕家庭的二孩数量,中低收入家庭降低了原有的消费力,贫富二孩消费力互相抵消之后的代数和可能为负值,不是红利而是灰利。诸如此类,有如人们用指南针,当地磁场异常时,指南针也会失灵,况且我们的国和家这样复杂。最好的办法是“别忘了回家的路”,常回家看看。                          我们谈改革实质上是对建国以来前三十年完全公有制的改革。现在土地、资源、资金仍由政府控制着,管理权和处分权由各级政府分管首长来实施,主要经济行为决定于组织部门配备的管理者的行为,他们的职责是履行上一级的号令。而西方各经济学派,诸如凯思斯派、货币派、供给派都是在完全私人所有和完全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行为的条件下产生的,应用于我国经济政策中作用很微弱,细说起来真也是事长纸短。概括起来可用2012年写的一首诗:《经济“三说”蒙难记》(http://liaobeigf.blog.163.com/blog/static/187443281201261633354751/) 略修改如下:糊涂庙里糊涂神,可记“黄花满地金”?宰相不与荆公比,三说蒙难“仔细吟”。凯氏刺激通货涨,穷人紧缩帮富人。市场狭窄弄拳脚,特色垄断束全身。         当前,以供给派理论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千万不能忽视需求端改革;强调城镇化的同时,别忘记工业4.0会带来新的城市失业,难道还要第二次“上山下乡”吗?城镇化不能代替农村现代化,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习朴槿惠之父朴正熙 ,他任韩国总统其间,从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是在政府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造成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农业对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大,平均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下,政府以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成功地实现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法治和道德……真正协调发展的一次社会实践。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工业有品牌、农业有特色、公民遵纪守法、自由文明的社会,与新村运动直接相关。在理论上,获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迪顿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极有启发,是需求端改革的方向。另一位获得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他因为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被称为“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研究”,从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在获奖演说中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二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在低位,仍是发展中国家,两位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获得诺奖,说明这个奖项的重大意义所在,是将经济学研究导向解决现实贫困问题的方向性问题,应该特别适合我们国家,是我国经济学家的典范。                            我国的国情告诉人们“别忘了回家的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没有错,是我们没有考虑适用条件。只有全面、均衡、协调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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